甘洪女士于年中科院硕士毕业后去加拿大留学。曾在北电做软件工程师。年全家搬到美国波士顿后，在朗讯工作多年。直至今日一直居住在波士顿地区。
年9月26日，经过近9小时的脑外科手术，医院脑外科的特护病房，我淸醒过来了。医生刚刚切除了占我大脑几乎1/4的肿瘤，手术成功。在这之前一个多星期，从北京到波士顿，我几乎一直在昏迷。也是直到现在，我才知道我所经历的一切，在医院医院，我在急诊室外的走廊里等了两天多，每时每刻都在向死亡靠近。而我自己对这些竟然无知无觉。这期间先生杨涛火速从美国飞北京，冒险带我回波士顿，救了我一命。感慨杨涛的勇气和担当，还有不惜一切代价要抢救我的决心。我决定写下这段亲身经历分享给朋友们。
一次灾难性的旅行
早就安排好的九月的北京之行临行前感觉不好。先是女儿突然决定到波士顿看房搬家，我就见不到了。还有报税和一些别的事情不太顺，让我心情烦乱没有好好玩兴致。但为了老爸93岁的生日还是回去吧。
第一天出师不利，到了波士顿机场发现鉴证在旧护照上忘了带。只好改成第二天才飞北京。
到了北京，跟亲人们相聚，还是很高兴的。哪知道好景不长，那天推老爸抡椅出去玩时，我竟摔了一跤，而且第二天就陷入了昏迷。医院神经内科照CT和MRI后才知道我脑部长了一个七公分大的肿瘤。
说实话，医院时，神智不清。只记得输液完了，也沒有人管，血液倒流。当时我的亲人得赶紧找急诊医生开药，排队交钱拿药，回来看到才去找护士处理输液的问题。当时我们被告知说排队人太多，近期无法安排住院和手术。
先生杨涛得知消息后，立刻从波士顿赶到北京。医院后看到我这样子，他非常难受，切身感受到了中国社会底层民众的无助。我想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送红包。后来杨涛告诉我，通过高医院院长，他不仅道歉，还说马上可以住院。但是手术还要等一阵，因为要做全面检查。我最后还是决定回波士顿的麻省总院手术，杨涛尊重我的意见，因为麻省总院医院。
因为病情紧急，我们本想雇用医疗专机回波士顿，但行程安排不开，也赶不上手术。最后还是高价买了二张海航头等舱机票飞回来。杨涛说他一生做事都是要有把握，这次只好打赌了，因为我毕竟是脑中线偏移已经非常严重，十四个小时的飞行对我来说是太难了。果然在飞机上我又陷入昏迷，而且渐行渐远。杨涛顾不上后悔难过，一直和机长商量机场安排救护车接我，和必要时迫降的事情。好不容易到了，我瞳孔已经扩散，还有一口气，落地二十分钟后就送到麻省总院抢救，等抢救回来了，医生告诉他我可以讲话了，他说他真想给这些美丽的白衣天使下跪了。
我被抢救过来后，在ICU等待手术。
中美两国的医疗差别
在北美生活三十几年，九月的北京之行让我亲自医院对生命尊重的不同。
我在北京脑瘤发作陷入昏迷，北京医院竟然不收我住院。也不给我手术，一付生死由命的态度。我在这边术后随诊中，几个医生看了我在北京的片子，脑中线偏移12.5mm（偏移10.0mm是危险边界）医院不给我手术。他们摇摇头。也不好说什么。医院说两千多人排队手术，我没什么特殊，完全是沒有医德的表现。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送红包。后来杨涛决定回美手术，也是考虑到确实是很难的手术，万一做不好，后果将不堪设想。另外术后护理也很重要，如果哪个地方没打点好，也是致命的。而在美国要规范的多。
在生命垂危的情况下，我冐险赶回波士顿手术。在十三个小时的飞行中，生命几乎离我而去。但是在波士顿机场，我们的航班得到最高优先级下降，救护车和救护人员在登机口接我。甚至海关人员也登机为我清关只为了我能早点到急救室。我医院急救时，没有人问我是不是交得起费用，救人要紧。医院根据我的病情安排了世界顶尖的脑外科手术医生马上手术。今天我己基本康复，感谢美国以人为本的医疗服务。真的感觉和中国的天差地别。
手术后我女儿的男朋友，也是医生的安卓来看我。他两手握住我的两个手腕，仔细的感觉我两边的脉搏，然后看着我的眼晴，坚定而且自信地说：手术动的很好，脑子没问题。安心康复吧。这位年轻仁心的医生，给了我极大的安慰。难道医者不都是这样的吗？在北京和所有中国人中，医生也应该是智商和道德都较高的人群吧？但从他们的行为，可见国人道徳水平的底线，令人心寒。
手术后一个多月，康复中，己经可以不戴头巾露面了
甘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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