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篇文章谈焦虑情绪对患者的“病感行为”或者是患病体验、患病仪式和患病气氛的影响（详见温故
焦虑情绪与患病体验、患病仪式和患病气氛）。写完之后，有些意犹未尽，就想谈谈患病后伴有焦虑情绪的人是怎样有了那样的体验和反应。
如果以心理学的行为主义理论解释这类现象的成因，大概可以说是经典性条件化（classicalconditioning）行为形成过程。行为主义的经典性条件化模式就是有机体学会用一种特定的方式对中性刺激做出反应，并进而成为一对一的刺激-反应模式。通俗地说，就是一种条件反射的建立、形成过程。如，当重复地将铃声与肉同时呈现给一条狗时，它就能学会对单独的铃声也表现出类似于对食物的反应——分泌唾液并兴奋地摇动尾巴。这种行为是条件化作用的结果，条件化作用是学习的一种形式，即通过某种刺激（食物）相关联的反应又与另外一种刺激（铃声）建立了联系。这是最简单形式的经典条件化行为过程。每个人类个体在其成长过程中，也以这种模式学会了许多适应性的行为。
人们患病后的病感行为也是一种复杂的适应性行为，是通过疾病这种刺激相关联的反应与包括他人的行为和情绪反应在内的环境刺激建立起联系的经典性条件化过程。
一般而言，人们学习建立起疾病过程与反应的模式主要是在幼年期和童年期。处于这个年龄段的个体主要是通过模仿来接触和认识外部世界，也通过模仿来学习对外部世界做出适宜的情绪和行为反应。当然，他们也是通过模仿学习，形成了自己对疾病过程的体验和反应。由于父母是孩子们的第一任老师，他们对疾病过程的体验和反应主要是从父母亲处或其他成年近亲属处学到的。
十年前有一段时间，医院会诊。无论是到哪个科会诊，我都察觉到那些患儿的家长们，有不少人在孩子患病后所表现出来的焦虑情绪和相应的言行使患儿的病情表现复杂化了。例如，一个九岁多的男孩仅仅是在感冒后发烧时，说看到不久前身故的外祖母的身影出现在其房间，父母即极为恐惧，先是以为孩子“撞邪”了，找巫医神婆做法、烧符。这样折腾的结果是孩子病情迅速加重，出现的异常言行越来多，越来越乱。家长这时才以为是“烧坏了大脑”，立刻带孩子到广州就诊住院。在经过系统而全面的体格检查和辅助检查之后，医生们排除了入院时疑诊的“脑炎”，遂邀精神科医生会诊。在收集病史和做体格检查、精神检查过程中，我发现患儿父母因为自身的负性认知模式和焦虑抑郁的过度表达，全神贯注于孩子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渲染了浓厚的重病气氛。甚至孩子的一声轻微呻吟或喘息都引起其父母的极度紧张，赶快从床上抱起患儿，并立即向医生护士报告，询问是否患儿病情加重。在护士给患儿用体温计测腋温时，患儿家长也很紧张，一则怕体温计本身太凉，让患儿感到不适，二则担心患儿体温又有异常变化。我还发现，在患儿父母的心目中，对患儿的疾病有非常悲观的预期，非常担心患儿患了“绝症”。会诊后，我确诊该患儿只是常见的“儿童情绪障碍”，其表现与其父母和家人的情绪因素及其渲染的重病气氛有直接关系。其他几个会诊病例也都大同小异，我也都发现患儿患病诱因及病情演变与成年家庭成员的焦虑情绪有关联。如果这些父母或家人在儿童患病后总是以这样的悲观性预期和焦虑情绪做出反应，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势必在自己患病后也容易对病情有悲观性预期和过分的焦虑，自然也会形成更重的患病体验，有相应的患病仪式和气氛。因为在幼儿期和儿童期，父母对他们而言就是无所不能、所向无敌的保护神。如果在他们患病之后，父母所表现出的惊慌失措、恐惧不安，孩子们自会认为自己病情重笃甚至必死无疑，也一定会有更强烈的恐惧情绪和行为反应。
另外，儿童患病后形成的“病感行为”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为他们诊治疾病的医护人员的言行和情绪影响。例如，有些医疗机构或医护人员为追逐商业利益而对患病儿童进行过度检查和医疗，也会渲染一些病重的气氛，造成患病儿童学会高估病情严重程度，并进而产生更重的患病体验。所以，儿科医护人员在面对患病儿童时，良好的职业素养，尤其是温和、冷静的态度，以及能淡化患儿患病体验的环境设置，都会有助于减轻患儿的恐惧情绪，减轻他们的患病体验中的痛苦成分。
儿童形成不良的“病感行为”既可能是在他们自己患病后直接受到来自父母、其他成年亲属或医护人员等人的不利影响，也可能是父母和其他成年近亲属患病后出现受焦虑情绪影响的病感行为，对儿童具有示范作用，间接地影响到儿童的病感行为。更多见的情形是，儿童经学习而形成的病感行为既有他们自己患病后父母焦虑情绪和行为反应造成的影响，也有模仿父母的不良病感行为，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构成了儿童成年后的患病体验、患病仪式和患病气氛的基础。
在我看来，人们形成异常的病感行为源于童年期的“疾病恐惧”。
儿童在形成上述不良病感行为的过程中，以及在他们成年后患病的时候，伴有焦虑情绪的患病体验、仪式和气氛最直接的效果便是追求自我利益不合理的最大化。在儿童少年期，患病后就会出现很多附加的导致“继发性获益”的表现，到成年期患病后很可能就出现一些在他人看来的“做作”的症状，即使疾病过程复杂化的患病体验、患病仪式和患病气氛。
在儿童期避免形成疾病恐惧，就可能避免以后形成受焦虑情绪影响的病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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